到2019年，汪诚信和老鼠已经打了64年的交道。回首一个甲子的“斗鼠”之路，他表示，“灭老鼠，要把得住方向、顶得住困难、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冷落。”

结缘：“一条斜路走到黑”

“缘分”——药学院药物化学系毕业的本科生，为什么竟然跟老鼠打了一辈子交道，耄耋之年的汪诚信用这样两个字给出了答案。早在2009年，他就给自己的第二本文集起名为《我与老鼠有缘》，以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时光。

60多年的“斗鼠”故事，缘起偶然。汪诚信出生在江西贵溪县，当医生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他却一心想学工。最后折中，报考了医学院的药物化学专业。

1955年，汪诚信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毕业。虽然认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当分配名单公布，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长春鼠疫防治所，他还是感到不知所措。专业对不对口、自己去了能干什么，发展前景如何，一片茫然。待到报到后，才发现事出有因。

鼠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建国初期，鼠疫流行未熄，潜在巨大健康威胁，防控任务极其紧迫。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的全球大流行，其中一次将欧洲人口消灭了三分之一。我国的鼠疫流行也曾一次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需要控制鼠疫，控制鼠疫需要灭鼠，灭鼠要用灭鼠药，用灭鼠药需要懂药的人。鼠疫防控和懂药的人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学的是合成治病的药，这里用的却是要命的药。”刚开始，汪诚信内心是矛盾的。但他转念一想，总不能当逃兵，自己不改行让别人改行。“干！”决心一下，他就再没离开过。

中间也不是没有改行的机会。1956年，解放后首次大张旗鼓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媒体上对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的现象纷纷曝光、批评。其间，《健康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批评药科毕业生分配不当，文中举的第一个实例就是汪诚信。《健康报》是卫生部机关报，意见很有分量。防治所领导见报后，已经做好批准他调离的准备。没想到，汪诚信交上去的不是调离报告，而是将爱人调到长春来的申请。“我那时已经进入了角色，认识到灭鼠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无论什么专业毕业，搞灭鼠都需要改行，既然我走了还要有人来改行，不如我‘既来之，则安之’，挑起这副担子。”

1957年，汪诚信随长春鼠疫防治所一起进入了卫生部北京流行病研究所。研究所理化室缺人，领导征求他意见，是否想归队搞老本行。了解到理化室主要是实验室工作，不需要去现场，汪诚信还是选择了医学昆虫室。

1970年，结束8个多月的“五七”干校生活，汪诚信回所时恰逢所内业务人员重新定岗。已经深陷“灭鼠”泥潭的汪诚信毫不犹豫，打定主意要“一条斜路走到黑”。

在很多人看来，搞灭鼠， 鼓捣“耗子药”，是件没出息的事，要不胸无大志得过且过，要不就是没有能耐的无奈之举。作为学科，灭鼠不是热门，不被重视，坚持钻研的人少，汪诚信却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六十多年。汪诚信说，其间也会有迷茫、有失落，但自己从未后悔过。

向老鼠学  到现场去

下决心搞灭鼠不容易，真正能把事干出名堂，对于“半路出家”的汪诚信,更是非常不容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汪诚信决定“向老鼠学”。

青海门源鼠疫区开展调研工作（图中左二为汪诚信）

第一次去草原疫区，为了近距离观察黄鼠对不同食物的态度，汪诚信找来一个大柳条筐，把一米多高的筐倒扣在离洞口不远的草地上。大清早，老鼠还没出洞时，他就猫身钻进去，从筐缝中向外观察，一次就是五六个小时。“这个办法很笨但很灵，黄鼠对柳条筐这个庞然大物，半个小时就适应了，照常活动”。通过这个笨办法，他了解到了不同黄鼠个体对鼠夹、毒饵的反应，以及对不同食物的取食情况。

参加工作头10年，汪诚信接触过的鼠类除大、小白鼠、家兔等实验动物外，有褐家鼠、小家鼠、黄胸鼠、达乌尔黄鼠、喜马拉雅旱獭、黑线姬鼠、大仓鼠、背纹仓鼠、五趾跳鼠、三趾跳鼠、草原鼢鼠等；试验现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北京、云南、河北等；鼠密度调查方法用过鼠夹法、弓形夹法、鼠笼法、堵洞掘开法、线路法等；接触过的灭鼠剂包括碳酸钡、亚砷酸、安妥、普罗米特、磷化锌、黄磷等，前前后后试验了上千种药。

“参加工作前20年，现场工作主要靠两条腿。”汪诚信回忆说，一是为了测量距离和面积，锻炼走标准步，每小时走6公里，每135步走100米。草原上的电线杆，每50米一根，是练步的绝佳标尺。二是，草原上毒饵灭鼠，拉大网前进，人距5-10米，日行25-30公里，步行是基本功。

上世纪50年代末，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开始在黄鼠鼠疫源地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1966年，汪诚信赴内蒙古红星牧场开展灭鼠试点，并担任其中一个灭鼠工作队队长。他领着20个民工在4000公顷土地上往复来回，消灭黄鼠，目标是在100天内达到任选10公顷不超过一个老鼠，也就是说150亩地里面只可以有一只老鼠，有2只就是不合格，就得返工。“那时候，大家除了刮大风下雨天天干，每四个星期就会穿破一双解放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鼠密度下降，实现了既定目标。

由于工作关系，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汪诚信多次奔赴青藏高原，好几次一去就是半年。在青藏高原夜宿帐篷，春天时外面零下10度，帐篷里零下9度。天气太冷，只能往被子上压东西。1967年的中秋夜，大雪甚至把帐篷都压塌在他的棉被上。

常年奔波在外，生活条件艰苦是常事。有一年在宁夏，每顿吃的都是盐水泡韭菜，没有一滴油，以至于后来汪诚信很长时间见了韭菜就恶心。粮食有细沙，做出来的主食不敢咬到底，轻轻咬一下就往下咽。饭里吃出苍蝇，挑出来扔掉后照常吃。

风餐露宿，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危险和意外：狼、毒蛇、蚂蝗，汪诚信都曾面对面遭遇过。骑马遇到3次，步行遇到5次，对于如何应对狼，汪诚信很有心得：“狼很聪明，看到你有铁锹，离你100米；看到你空手，离你50米。你进它退，你走它跟，保持安全距离。只要镇定，单人单狼没有问题。”在云南疫区，遇到毒蛇次数较多。有一次晚上上床时，竟然发现一条一米多长的蛇盘爬在被子上。遭受旱蚂蝗的侵犯，也不下20次。“就是出点血罢了，也没什么。”汪诚信笑着说。

“我到过大部分疫区，经受过白毛风的锻炼，体验过摔马、翻车的滋味。“汪诚信回忆，自己骑马摔过二、三十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左臂骨裂；在青海湖边，乘坐的卡车侧翻到沟里，好在没有大碍； 在天津郊区乘坐的小汽车滑进水沟边、撞到树上，他人没事，只是车不行了。“总之，命大福大，化险为夷。”汪诚信说。

三个心愿

经营反复摸索学习，汪诚信在传染病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领域很快脱颖而出，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防制有较高造诣，使鼠类防治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他倡导并组建的全国家鼠鼠情监测网，从1985年至今，在我国家鼠防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汪诚信致力于创建灭鼠先进城市和单位活动，担任全国20多个城市、机场、港口的技术顾问，并大力推进与农林交通等部门的协作，热心提供技术咨询和人员培训。

搞鼠害是小学科，人才特别缺乏，汪诚信对年轻人悉心栽培也不遗余力。他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起勇有30年的师生情谊。刘起勇表示：“汪老对年轻人特别信任，放手给机会。他平时没有高大上的话语，都是实实在在的支持。”

刘起勇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刚工作不久，赶上刚落成的中日友好医院闹鼠害。“你放心干， 有问题我给你顶着。”汪诚信举荐他的时候表示。最终，刘起勇不负众望，漂亮地完成了工作，得到了卫生部领导的表扬。“从那以后，我对这个专业更加热爱，觉得有价值、有成就感，人也变得更自信、更大胆了。”刘起勇回忆说。还有一次，写了一篇关捕鼠器械效果评价的文章后，他请汪诚信指导。让他没想到的是，汪诚信在春节期间逐字逐句详细修改了论文。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后，刘起勇备受鼓舞，萌生了读研究生的念头，后来成功考取汪诚信的在职研究生。“老师特别注重细节，以身示教。他常常说搞公共卫生离开现场是不行的，不能只靠书本。“刘起勇表示，自己受老师影响最大的就是一定要下现场。自己的研究生选题，内蒙包头研究现场的选择是汪诚信亲自联系的。

病媒生物防控需要完善的网络，基层网底不牢，公卫工作很难落实。没有完善的监测网络，信息数据不及时反馈，也难以精准决策。在刘起勇眼中，汪诚信很有战略眼光，非常注重人才和体系能力建设，先后主持举办多期鼠类防治训练班，毫无保留的分享从业经验，为我国鼠类防治基层一线输送了大量应用型人才。

为和老鼠“斗到底”，为灭鼠学科发展提供助力，汪诚信有三个心愿：办学会、办杂志、出专著。

无鼠害港鉴定专家学术会

建国后，有害生物治理工作才刚刚起步，汪诚信偶有参加学会活动，都是蹭会，如流行病学会、动物学会、植物保护学会等。在汪诚信及相关专家的积极争取下，1989年2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成立，是中华预防医学会首批成立的5个分会之一。汪诚信连任一、二、三届分会主任委员；1992年，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成立，汪诚信担任副会长。一个专业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汪诚信为学科和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专业杂志创办背后,同样离不开汪诚信的不懈努力。1984年，在出差的火车中，他正好与河北省主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高占祥坐对面。交谈中，汪诚信谈到刊号紧张，想创办一份灭鼠相关专业期刊十分困难。“灭老鼠很要紧。”高副省长听后当即表态，可以到河北省申报杂志刊号。1985年，《中国鼠类防制杂志》（后扩充为《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创刊，从此，灭鼠工作者们有了自己学术交流、发表文章的专属园地。

而书，汪诚信写了不止一本。1981年，《灭鼠概论》成为我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灭鼠专著，此后多次重印，被业界奉为圭臬。早在1959年，汪诚信接受任务为全国流行病医师进修班讲课，利用业余时间自编《灭鼠讲义》，边讲边修改。全书涉及鼠害防治的各方面，缜密的现场实验、丰富的资料数据、深入细致的研究背后是他多年全身心的巨大投入与付出。

1983年，为满足灭鼠知识科普需要，汪诚信还编写了《老鼠与鼠害防治》。77页的小册子，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全书分为几十个相对独立的小题编写，每个小题都可利用黑板报登出，深受基层读者喜爱，被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在《北京晚报》上专文介绍。《药物灭鼠》《灭鼠技术与策略》《家庭防虫灭鼠》《家庭卫生害虫趣谈》《有害生物治理》……从学术著作，到科普读物，100万余字的专著及论著都是王诚信数十年“斗鼠“心得的精华。

敢于直言 勇于担当

1994年、1995年，“邱氏鼠药案”连续两年被国家评为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全国上百家媒体以及《科学》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相继报道此事。作为重要当事人，汪诚信又一次“出名”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各种传媒大力宣传的“邱氏鼠药”是河北无极县邱满囤发明的，宣称可以“想灭公鼠灭公鼠，想灭母鼠灭母鼠”。老鼠吃药后十几分钟后就死了，效果奇佳，因而备受追捧。

事实上，该鼠药使用两种强毒鼠药 氟乙酰胺和毒鼠强，这两种鼠药不仅便宜且起效快，符合群众希望老鼠吃药后“三步倒”的要求，但从科学灭鼠的角度考量并不可取，而且还给人、畜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汪诚信向中央领导建言,召开全国灭鼠技术研讨会。会议讨论分析提出，邱氏鼠药中的引诱剂有待改进，所含剧毒的氟乙酰胺不得使用，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鼠药管理条例。

但会后，当时媒体对于邱氏鼠药的宣传势头并未减弱。1992年，汪诚信和4名科学家联名发表了“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文章。文章发布后，邱氏鼠药生产者以“名誉侵权诉状”将专家们告上了法庭，汪诚信被列为第一被告。

不料，一审汪诚信等人败诉。为维护科学权威，汪诚信等人承担巨大压力，积极奔走呼吁。其间，近400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多次提案，学界众多专家也坦承直言，支持5位科学家。这场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持续了2年半之久，最终，汪诚信等人二审胜诉。1995年，国务院通知对全国的邱氏鼠药予以没收和销毁，查封邱氏鼠药厂。2004年，全国禁用毒鼠强。

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镇宁1995年在为邱氏鼠药案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曾写道：“汪诚信等五位专家从事鼠害科研和防治工作数十年，为我国的灭鼠工作贡献了他们的青春、智慧和才华。在这次历时两年半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各种新闻媒介的广泛介绍和传播，在我国城乡各地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维护科学尊严和普及灭鼠科学技术知识的积极作用，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打一场官司的输赢本身，这是汪诚信等五位专家对我国灭鼠工作的又一新的重要贡献。”

“邱氏鼠药案”总结会于1995年3月29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召开

1991年，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严重洪灾。受卫生部指派，汪诚信带领抗洪防病调查组到苏南灾区考察，并对当地灾后处理提出意见。出发前，卫生部明确中央已备妥飞机、药品，为洪涝灾区航空杀虫，调查组到达现场后，尽快反馈信息，以便派机。抵达现场调查后，汪诚信一行认为当地防控得力不必飞机喷药。“该负责时不能推脱。”作为第一责任人，汪诚信毫不犹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年末，汪诚信和团队由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不派飞机的建议，不仅节省了开支，而且减少了污染，他因为被评为全国救灾防病先进个人。

退休后，还常有会议活动邀请汪诚信发言，他谈得更多的是思考和反思，“成绩越多，越需要总结。看看大成绩里有哪些是小进步”“给大家提个醒、补个漏”。不久前，看到有的企业推出“除四害”家庭套餐，他提出反对，“谁家也不太可能‘四害’俱全，不应该捆绑销售。”

在这位86岁老人的心中，没有什么是比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更为紧要的事，“惟愿自己能成为一支小小的红烛，在前进的路边发光。”汪诚信表示，自己现在年迈力衰，做不了太多的事，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但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国家的飞速发展，英才辈出，看到在专业论文的引用文献中，逐渐看不到自己的文章，说明接班人早已超越，学科与行业飞速向前，我应该为自己的落伍而骄傲。”汪诚信如是说。（本文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提供素材）

人物小传：汪诚信 男，我国著名病媒生物防治专家，鼠类防治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带头人。毕生从事鼠类防制方法及策略研究，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实用有效的防治措施及其评价方法和标准；在组织全国科研协作、倡导和创建灭鼠先进单位与城市宣传鼠药安全和科学灭鼠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11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奖，授予汪诚信同志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5年5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颁证，汪诚信同志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